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,见其感慨激烈、愤郁不平之气,勃勃不能自抑。以为君子之处世,轻重之衡,常在于我,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,而身与之迁徙上下。设不幸而处其穷,则所以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者,亦必有其道。何至如闾巷小夫,一不快志,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?盖孔子亟美颜渊,而责子路之愠见,古之难其人久矣。
已而观陶子之集,则其平淡冲和,潇洒脱落,悠然势分之外,非独不困于穷,而直以穷为娱。百世之下,讽咏其词,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。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。推陶子之道,可以进于孔氏之门。而世之论者,徒以元熙易代之间,谓为大节,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。夫穷苦迫于外,饥寒憯于肤,而性情不挠,则于晋、宋间,真如蚍蜉聚散耳。昔虞伯生慕陶,而并诸邵子之间。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,予又今之穷者,扁其室曰陶庵云。
译文
我年少时喜欢阅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看见文章的内容情感愤激、充满了愤恨抑郁不平之气,这种情感十分激烈,难以抑制。我认为君子处在这个世上,对于事物加以权衡的标准、尺度,始终在于自己的个人情感,决不应该因为一时的遭遇,或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改变。假设不幸处于困窘的处境,那么利用这种处境使自己的心态平和,性情得到愉悦的人,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方法。哪里会像那些道德修养不高的普通人,一旦外界的环境不符合他的心意,悲伤哀怨憔悴的神情就会表现在眉宇间?孔子常常赞美颜渊,责备子路的恼怒,从中可以看到古人能做到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也是很困难的。
不久前我看了陶潜的文集,文章中
浮图文瑛居大云庵,环水,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。亟求余作《沧浪亭记》,曰:“昔子美之记,记亭之胜也。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。”
余曰:昔吴越有国时,广陵王镇吴中,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;其外戚孙承祐,亦治园于其偏。迨淮海纳土,此园不废。苏子美始建沧浪亭,最后禅者居之: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。有庵以来二百年,文瑛寻古遗事,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: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。
夫古今之变,朝市改易。尝登姑苏之台,望五湖之渺茫,群山之苍翠,太伯、虞仲之所建,阖闾、夫差之所争,子胥、种、蠡之所经营,今皆无有矣。庵与亭何为者哉?虽然,钱镠因乱攘窃,保有吴越,国富兵强,垂及四世。诸子姻戚,乘时奢僭,宫馆苑囿,极一时之盛。而子美之亭,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。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,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,则有在矣。
文瑛读书喜诗,与吾徒游,呼之为沧浪僧云。